文化部  


「臺灣的文化部成立滿月零五天省思:一位文化政策研究者的七個核心提問」

  臺灣的文化公共輿論從夢想家事件、總統大選文化政策辯論到520文化部成立前後持續加溫,自文化部長、藝文界大老、文化工作者、文創產業界、媒體、文化評論者、學界知識分子等種種抒情、浪漫、銘志、築夢,與相互地詰問、訴求、表達憂心、情緒宣洩和行動抗爭等,其中當然包含許多洞見,但卻也經常夾雜著諸多似是而非的論述。報章的文化輿論經常點出社會爭議的文化熱門議題與文化奇觀化現象,但卻常常難以直指問題的核心。文化部長在525的訪談中說,文化政策不應當遷就就任滿月、百日的日期草草提出,我也同意。只是,難道臺灣的文化政策規劃是從文化部成立後、龍部長上任後才正式起算為文化元年嗎?我想當然不是,我的判斷是部長和各司、局長需要更多時間思考,消化知識、拼湊訊息與提出規劃。但臺灣的文化政策與治理不能一直停留在抒情、築夢、願景圖像的書畫,以及社會情緒與傷口的平撫(如部長的樂生療養院之行),文化治理需要具體而明確的文化實踐步驟。對於臺灣的文化部門在520前因為各司、局人事職務、位置重整,新手上路而空轉我感到有些無奈,而對520後文化政策的空中樓閣欠缺具體施工藍圖,個人雖然身在文化政策研究的學術單位,卻也漸漸失去月前的同理、同情與耐性。

  文化部成立滿月零五天,目前檯面上提出的文化政策四大方向是:「泥土化、國際化、產值化、雲端化」。其實四化都是可受公評的重點政策目標,問題在於我很難想見這四個重點方向,真的可以聚合成一個整體的國家文化政策。四化的邏輯是片段而斷裂的,如果沒有整合的論述框架,那麼四化會更像絢麗的政策口號。對於國家的文化政策總在片段的資訊、思維與浪漫的銘志情境中討論、提問,高來高去地打高空式回應,而文化部至今竟提不出一個初步的整體文化政策論述框架,實在感到相當遺憾。當然這也相對地顯示,臺灣的文化公共領域、文化輿論和批判知識分子的介入、參與方式,都還不夠成熟、力道也不足,難以撼動文官體制「沉穩」的思維作風。臺灣學界對於文化政策的學術研究依舊淺疊,難以立即致用,填補文化部們的政策真空。(臺灣的文化公共領域如何保持開放性與批判性,仍待藝術、文化知識分子自我省思解答。)個人僅能從學界長期對於文化政策治理的研究經驗中,疏理出一些核心的論述與觀察,衷心地歸納出下列七個對國家文化治理的核心提問:

 

第一,文化部如何凝聚文化共識與核心文化價值,使文化政策回歸法制面?

  文化政策不能總是隨著人事更迭、改朝換代而廢立,否則重要的文化政策原則都會失去延續性。文化政策終須要回歸「法制面」的基石才能永續發展,而文化政策法制化的基礎,則是社會「核心文化價值與共識的凝聚」。務實地說,就法制面而言,我國的「文化基本法」究竟該不該立?如果不需要,理由是什麼?如果該立,那麼要如何立?範疇如何涵蓋?具體架構、步驟為何?文化部究竟要如何推動?(請不要再等待「學術界」「給予」國家文化部文化基本法的整體框架!)其他重要法規如藝術家法、博物館法、藝術文化人員任用條例等該不該立法?具體時程與步驟為何?文化基本法與現行作用法如文資法、文創法、藝術文化獎補助條例等,彼此位階關係如何?其實,520前文建會原來規劃的全國文化會議,是可能對相關議題進行初步討論與共識的凝聚,至少爭取若干立法程序正義。然而,當前化整為零的文化圓桌會議,卻使得這些核心問題片段化,也失去整合凝聚的可能性。原因可能在於現階段的文化部門掌舵者的政策思維與整體規劃圖像並不清晰,還需要逐步拼湊,而避免大規模國家文化會議。


第二,文化部如何積極主動落實人民文化權利,並賦予人民法律救濟管道?

  關於喧囂以久的「文化權」,究竟臺灣文化公民權的內涵是什麼?相承於「國際文化與經濟權利公約」、「保護及促進文化多樣性表達國際公約」,我國人民的文化權利具體實務上該如何落實?臺灣的藝術文化工作者、創作者、民眾、藝術文化弱勢團體、族群(尤其原住民的少數權利如傳統領域保護、文化發展權、認同權等)究竟有沒有主張文化權益受損的管道,以及提出法律救濟的途徑?文化部未來階段性的目標與具體作法又是什麼?以臺東美麗灣事件為例,美麗灣的開發限制了原住民阿美族刺桐部落的傳統領域,明顯地危害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權」和少數族群的基本文化權利(最基本的日常出入的生活文化權),文化部可以等待下一個滿月、百日,但原族民族社群可以嗎?一再聲明要維護「窮困山地小孩文化權」的龍應台部長,以及主管原住民事務的國家原住民委員會,必須、應當強烈表示態度,積極介入。文化部目前的「7835發展計畫」,基本上只告訴大家文化權要以村落為單位,但計畫的內涵、本質都還是難見端倪。從村落實思考雖然貼近民間情感,但卻很難勾勒整體國家文化權利賦予的整體圖像,文化權也難以如拼圖般化整為零式的自行整合。文化部除了貼近村落民眾外,還要有一定的高度。


第三,中央與地方的府際協調機制,以及文化政策在地論述與規劃的常設研究機構如何成立?

  臺灣文化部的體制與職掌已經確立,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文化權限區分與合作(府際協調整合機制)卻仍不清楚,府際常設聯繫機制也相當欠缺。現況是中央與地方個自吹調,文化資源與藝術補助的政策欠缺協調、整合。臺灣文化部不可能走美國聯邦政府不干預式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也難行英國凱因斯式新古典經濟學的等臂距離適時介入,更難深情擁抱法國馬勒侯式的中央文化工程事權統一原則下的權力下放模式。但縱然如此,卻也不能走英、美、法、臺「自由混合式」。臺灣必須做自身的文化治理的在地論述,藝術文化治理體系的扎根研究。對此,文化部針對國家的長期文化政策規劃,是否應設立常設的研究機構?或者至少與文化政策的教育研究部門保持長期的批判性合作關係?(很多人都知道韓國的KOCCA文創院,臺灣也學,卻鮮少有人知道韓國文化部下也設立了研究院Kor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KCTI,歐洲 ENCATC 更是!)再者,文化部與藝文贊助的私部門、產業界、非營利組織、學界、藝術家工會、獨立藝術文化工作者之間的治理網絡該如何維繫,則更是當代文化多元、分權、分層、自主、共治等思維下,不可不積極規畫的重要制度。


第四,在文化經濟與文創產業的層面,「藝術文化的主體性」在文化產值化論述中如何清晰地展現?

  文創的「產值化」跟咖啡廳是比較讓文化人憂心的目標。文化經濟是重要的,但這應當不是文創產業政策由經濟部移到文化部來時大家希望看到的實質轉變。臺灣對藝文補助與文創產業贊助、投資的核心思維是什麼?國家對藝文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文創產業直接、間接補助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各是什麼?更白話的提問,民眾的納歲錢為何要補貼給以營利為目的的文創產業,或者非營利的藝文團體?若文創的發展是為了國家的階段性經濟策略,那麼未來國家要求受補助的文創產業,對民眾文化權益的具體回饋機制是什麼?再者,國家的文化預算多少才夠?(若世界各國都在總預算1%-2%, 臺灣為何設定 4%,更需要說服民眾。)文化部對臺灣的精緻藝術(表演、視覺、裝置等藝術)與庶民文化政策(廟會、節慶、飲茶、夜市、觀光等)如何看待、如何分配資源?而在國際層面,臺灣面對UNESCO(文化部)與WTO(經濟部),對文化多樣性與文化商品貿易與服務特殊性的議題該如何主張取得共同立場?總之,「藝術文化的主體性」在文化產值化論述中,必須得到凸顯。若藝術的核心價值是「生命的感動」、「日常生活的平淡實踐」、「美感的共鳴」與「藝術的世俗超脫」,那麼這些對文化部而言,究竟要擺在「文化產值」的哪裡?藝術、文化人關切的應當是文化部怎麼在文化和經濟之間找到藝術文化的主體性,以及藝術文化價值與經濟產值之間的相容位置,而這需要跨部會專業的協調。

 

第五,文化部如何積極與其他部會政策做平行連結、互為主體?

  文化部長提出方糖容於水的概念是正面的,當代社會對文化概念確實非常寬廣,因此文化部不能再停留在單純從藝術文化的角度,以及以文化部自身的預算執行,來思考臺灣的文化政策。文化部必須以藝術文化為核心的主體思維,整合各部會隱性的文化資源,建立跨部會文化治理協調、溝通及整合機制。但癥結在於文化部與其他部會之間的跨部會協調整合機制究竟要如何運作?文化部應當多思怎麼跨出自己的部門,主動地與其他部會協調整合,進行其他部會文化相關法規和政策措施盤存。文化部必須積極主動出擊,將文化思維理念,融入其他部會的政策措施當中,而不是等著其他部會的政策涉及文化,才被動地回應,這才是發揮文化的「主體思維」。面對這樣的跨域挑戰,我們要問,文化部「有能力」、「有自信」、「有膽識」和「專業訓練」積極主動地去「主導」其他部會,將文化理念融入國家經濟、財政、內政、交通、教育、國防、外交乃至國家安全部門的政策措施嗎?如果沒有,文化怎麼能逃脫淪為被工具化的命運?龍應台指出,「要讓文化行政回歸文化本位,文化不為政治服務,而是讓政治為文化服務...」。 不,文化不需要政治來為文化「服務」,那陳義太高,風險太高,姿態也太高。文化人想要的是找到一個能與政治、經濟彼此共處、相容的位置,彼此同理對待,相互理解包容的「互為主體性」。


第六,文化部如何協助設立獨立運作的第三部門藝術文化補助監督機制?

  由於文化部門相對於政治、經濟部門相對弱勢的地位,和其他相關部門的本位主義,經常使得文化部門在要求其他部會配合,進行文化相關法規與政策措施盤存,以及文化思維檢討及評估時,顯得欲振乏力。而文化部各司、局對藝術文化資源的直接分配、補助,則常引發國家透過預算補助,干涉、引導藝術文化創作的疑慮。若不希望放棄臺灣行之以久由中央政府文化部掌控資源,直接對藝文創作者補助的機制,那麼就必須藉用第三部門(或學術研究單位)的力量,對中央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部)和政府其他部會的文化作為進行評量與監督,並定期提出公開評估或調查報告。同時,必須透過媒體及文化輿論的力量,公開透明地審查文化部的藝文補助細節,和政府各部會對涉及文化領域事務的態度與配合措施。唯有逐年、逐步地敦促文化部,以及所有政府部門的文化相關作為,才可能確切落實國家跨部會藝術、文化資源的整合與合理分配。因此,臺灣究竟如何透過獨立運作的第三部門建立藝術文化補助監督機制,便成了藝術文化資源分配合理化的重要核心。要求國家的文化部自我繳械,接受第三部門藝文資源補助監督是困難的(哪個部長願意?),但唯有文化部積極立法協助籌組獨立的藝文監督機制,協助「評量」其他部會文化相關措施,其他部門才不會產生文化部跨越職權、球員兼裁判的疑慮,而臺灣的文化治理方能展現自我反思、自我調節的理想。


第七,文化部如何確立藝術文化為主體的臺灣全球文化策略?

  臺灣全球文化策略的在地論述是什麼?臺灣如何在整體文化策略與國際文化交流事務上,找到合適的角色與定位?對西方、歐美、亞太、第三世界國家,以及兩岸之間的文化關係如何拿捏?臺灣加入國際政府或非政府文化相關組織的步驟、方式是什麼?龍部長說總統要「把文化當成國力」,聽起來願景是美的,但我的提問是,文化究竟應該成為國家的什麼力?是權力?實力?競爭力?影響力?還是控制力?反過來思考,「力」並不是藝術文化人的主體思維,而文化大國更不能只是要在力量上勝過別的國家,這是殖民時期的帝國思維,去殖民、去帝國後,被殖民者出頭天的反動思維依舊存在。當前所謂的「文化治國」、「文化興國」、「文化柔性權力」所指涉的,經常代表現代國家透過政府官僚體制,將文化資源、權力、利益的產出、效率與影響力發揮到極致,試圖取得全球藝術、文化經濟、產業與權力的主導地位。這樣思維下的「文化大國」,並不是奠基於多樣的人文理念、道德關懷、藝術感動、人倫情慾與簡單生活等文化思維的邏輯。臺灣需要將核心文化價值所展現出的內在生命力,融攝於臺灣國際文化交流的深層論述中。

 

  總之,國家文化政策從法度面、權利面、論述面、實務面都亟待規劃,面對諸多的文化政策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第一任的文化部長國家整體文化政策的論述究竟是什麼?文化施政的主軸、方針為何?怎麼匯聚成文化國三十年、五十年的基礎?哪些在任內可以達成?應當宣示。哪些在任內是無法達成的,長期布局為何?也不容模糊。這些都是身為一位文化政策學術研究工作者,對當前文化部工作語重心長的誠摯發問與深切期許。





【文章日期】2012-06-25

【撰文作者】劉俊裕

【圖片作者】

【原文連結】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論壇

【參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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